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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想、设定、预见与发现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种新视角
2019年08月01日 09:45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作者:赵家祥 字号
关键词:臆想/设定/预见/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视角

福吉菌 www.posters-4-sale.com 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指的是什么呢?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著作可以看出,指的是合作工厂、股份公司、工人联合办的合作社等。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新视角通过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解决臆想与发现的矛盾、设定与发现的矛盾、预见与发现的矛盾,实现思想转变、创立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新视角。又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标志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形成的两部著作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的本质的看法,还要研究这两部著作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人的本质的看法。

关键词:臆想/设定/预见/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视角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赵家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

  原发信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20184期 第62-73页

  内容提要: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解决臆想与发现的矛盾、设定与发现的矛盾、预见与发现的矛盾,从而实现思想转变、创立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新视角。这个新视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二是要用“从后思索”的方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三是编写马克思主义重要概念和原理的“专题史”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

  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Marx and Engels in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njecture and discovery,hypothesis and discovery,foresight and discovery,and hence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ought and in turn creating and develop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fers us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classics of Marxism.This new perspective includes mainly three aspects.That is,we should study Marxist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with method of “thinking back”,and by compiling “history” for the important Marxist concepts and tenets to shed light on the classics.

  关 键 词:臆想/设定/预见/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视角/conjecture/assumption/foresight/Marxist classics/new perspective

  期刊名称: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复印期号: 2019年03期

 

  臆想与发现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解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具有规律性的问题时,所遇到和解决的一对矛盾;设定与发现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什么是人的本质问题时,所遇到和解决的一对矛盾;预见与发现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时,所遇到和解决的一对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解决这三对矛盾,从而实现思想转变、创立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新视角。

  一、臆想与发现的关系

  臆想与发现的关系,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解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具有规律性的问题时,所遇到和解决的一对矛盾。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概论”中,对古希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近代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认识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作了介绍和总结,并且指出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古希腊原始的、朴素的世界观,认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生成和消逝。“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请总画面。”[1]23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获得了日益迅速的发展。它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展。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中以后,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24马克思、恩格斯汲取了古代朴素辩证法和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合理成分,批判和抛弃了它们的种种弊端,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用以观察和分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创立,恩格斯指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1]26“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1]25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恩格斯指出:“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1]29

  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之所以存在上述种种弊端和缺陷,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还没有揭示出自然界自身的内在联系和人类历史的内在联系,所以只能用臆想的联系来代替自然界自身的内在联系和人类历史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揭示自然界自身的内在联系和人类历史的内在联系,是由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已证明了自然界自身的内在联系和人类历史的内在联系,所以不再需要在头脑中构建臆想的联系,而可以借助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发现自然界自身和人类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得以创立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特别是进入19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由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即“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即“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2]229-230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兴学科,如地质学、胚胎学、动植物生理学、有机化学等陆续建立起来。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与生物进化论,对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形成的影响尤为巨大。细胞学说揭示出,植物和动物都是细胞按照一定的规律发育和生长的结果,从而阐明了生命有机体的内在统一性,沉重地打击了生命起源问题上的“上帝创造论”的神学观点和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揭示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各种能,如机械能、热能、光能、电能、化学能等,都是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它们之间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互相转化,而转化过程中的总能量是守恒的,这说明物质的运动是客观的,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而只能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具有内在统一性。生物进化论揭示出,今天存在的千姿百态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由原始单细胞胚胎按照“生存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生长进化而来的,从而把变化发展的观念引入自然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2]300-301

  恩格斯认为,适用于自然领域的,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以前,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想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人们就用另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步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恩格斯指出:在历史领域“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2]301。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他和马克思在自然领域和历史领域中所作的革命变革作了总结。他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清除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312。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把旧哲学中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清除出去以后,在旧哲学中就只留下逻辑和辩证法了,而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包括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有逻辑和辩证法。

  二、设定与发现的关系

  设定与发现的关系,是马克思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摘要》)等著作中,论述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观点以及以后如何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克服和放弃这种观点时,所遇到和解决的一对矛盾。

  在《手稿》中,马克思讲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一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二是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相异化,三是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四是人与人相异化。讲前两种异化,是为了推演出第三种异化(即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而第四种异化已经包含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之中。可见,异化劳动四种表现的核心,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要讲人的本质的异化,首先要设定一个没有异化的人的本质。而且这种没有异化的人的本质,必定是十分美好的,是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因为不设定一个十分美好的理想化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问题就无从讲起。马克思当时把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273的劳动设定为人的本质,认为人最初占有自己的本质,即人最初的劳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其实人最初的劳动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劳动极其劳累、艰辛和困苦,劳动产品简陋而稀少,甚至连温饱都难以解决,以至还存在人吃人的现象,那时人的劳动并不像马克思设定的那样美好,并不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就十分清楚地可以看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个最初谈讲的人的本质,并不是现实的人的本质,而是马克思为了论证异化劳动理论设定的理想化的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274异化劳动使人丧失自己的本质,成为非人,共产主义运动消除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重新使人的劳动成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使人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这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过程。用所谓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过程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有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的痕迹。我国理论界有些人,把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不是看做马克思所设定的理想化的社会中的劳动,而是看做一切时代、一切社会形态中的人所从事的实际的劳动;把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的这种人的本质,不是看做马克思所设定的理想化的社会中的人的理想化的本质,而是看做一切时代、一切社会形态中的人共同具有的本质。这是与马克思的本意不一致的。

  马克思在《穆勒摘要》中,对人的本质表述了与《手稿》中基本相同的思想。他把人的劳动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劳动,另一种是“谋生劳动”。作为“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劳动,与《手稿》中所讲的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基本相同,这种劳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即人的本质。但这不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形态中的人共同具有的现实的本质,而是马克思设定的理想化的人的本质。“谋生劳动”与《手稿》中所讲的异化劳动基本相同,这种劳动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使人丧失了自己的本质。

  马克思在讲到作为“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劳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即人的本质时指出:“不论是生产本身中的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本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4]24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生产本身中的人的活动的交换”和“人的产品的交换”,都是指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的社会中的交换,即马克思所设定的理想化社会中的交换;这里说的“类活动”和“类精神”,则是马克思所设定的理想化社会中的人的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我国理论界有些人,同把马克思在《手稿》中讲的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误认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形态中的人共同具有的现实的本质一样,也把《穆勒摘要》中所讲的作为“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劳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即人的本质,误认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形态中的人共同具有的现实的本质。这是与马克思的本意不一致的。马克思在讲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以后,接着讲到,如果社会联系以异化的形式出现,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成为异化的存在物,人就丧失了自己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丧失了自己的本质,成为与自己的本质相异化的人,成为非人。马克思下面这一大段话,把这个意思讲得更清楚。他说:“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因此,以下论点是相同的: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4]24-25

  《手稿》和《穆勒摘要》这两部著作,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转变过程中的著作,他们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还没有完全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留着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痕迹。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标志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形成的著作。自此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是完全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克服了《手稿》和《穆勒摘要》这两部著作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中存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痕迹。他们讲的人的本质已经不再是设定的理想化的人的本质,而是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生产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中发现的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本质作了三个界定,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的本质、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

  关于第一个界定,马克思在《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马克思通过考察现实的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揭示和发现的。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两个主要错误:第一,“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第二,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地、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5]501

  关于第二个界定,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5]519,520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方面说明人的本质的。人与动物有很多区别,如人有自我意识,动物没有自我意识;人有宗教信仰,动物没有宗教信仰;人使用文字符号,动物不会使用文字符号;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能够制造并使用生产工具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以获取自己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所以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物质生产劳动。人的这个本质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揭示和发现的。

  关于第三个界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6]514简单地说,就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本性)。马克思、恩格斯以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伟大现实主义画家拉斐尔为例,说明人的需要受社会条件制约的情况:“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裴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裴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6]459马克思、恩格斯还把人的需要与现实的人的规定、使命、任务联系起来说明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他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6]329人的这个本质也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现实的人的现实的需要揭示和发现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2章中,把人的本质区分为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两个方面。他说:“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也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7]704我们撇开“效用原则”不谈,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一般本性”,是指一切人所共有的本性,即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我们把它称之为人的一般本质;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是指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或同一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各自具有的特殊本性,我们把它称之为人的具体本质。上述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二个界定,即劳动是人的本质,属于人的一般本质;上述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一和第三个界定,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属于人的具体本质。

  三、预见与发现的关系

  预见与发现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时,所遇到和解决的一对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的说明,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及其发展趋势预见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另一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现已经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发展将经历三个大的阶段:一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二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这里只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原则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并且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社会制度。以这个基本原则为依据,他们预见社会主义社会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首先表现在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社会是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应该集中表现在它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

  第二,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一切私有制,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全体社会成员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这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质的规定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之点。

  第三,在消费品的分配上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实行“按劳分配”的基本前提是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全体社会成员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因而劳动成了分配的唯一尺度,此外不承认别的尺度,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现象。这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是根本对立的。

  第四,社会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社会,消灭了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造成了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一切阶级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彻底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而还没有完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国家已经丧失政治职能,成为“非政治国家”,不再具有阶级压迫工具的性质,只具有社会管理职能。我国因为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完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因此还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第六,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实行产品经济(或叫时间经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8]433-434这里十分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是商品经济社会,而是实行产品经济,消灭了商品、货币和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应该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预见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向往,属于理想的范畴。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差距、有矛盾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是一个变数:人的理想可能完全变成现实,也可能只有部分变成现实,还可能根本不能变成现实。理想变成现实的速度也是一个变数:人的理想变成现实的速度可能快些,也可能慢些,经历的时间长短不一。理想变成现实的途径和形式也是一个变数:可能采取这样的途径和形式变成现实,也可能采取那样的途径和形式变成现实,不同的途径和形式的优劣程度是有差别的。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预见,是他们对美好未来社会的追求和向往,是他们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与未来的现实之间同样会是有差距、有矛盾的。这种社会理想也是一个变数:这些理想有的可能实现,有的可能部分实现,也有的可能不能实现;这些理想变成现实所需要的时间有的可能较长,有的可能较短;这些理想变成现实的途径和形式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那样的。这些都是不能事先完全准确地预见到的。前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我的这些想法是有根据的。在前苏联,列宁曾经设想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实行产品经济。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存在着很多弊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于是列宁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以后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这种做法也存在很多弊端,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不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放弃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说明,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一定要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还有待于将来的实践来检验和证明。对待马克思、恩格斯预见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基本特征的态度,也应该持像对待他们预见的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同样的态度,有待于在未来的实践中探索。

  下面考察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说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另一种方式,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现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因为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所以对它们的存在就不是通过预见的方式,而是通过发现的方式。

  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说:“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9]7这里说的“旧世界”指的是资本主义旧社会,这里说的“新世界”指的是未来社会主义新社会。马克思主张,不要像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空想共产主义者和蒲鲁东、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教条式地预期未来新社会的具体特点,而应该在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过程中发现未来社会主义新社会。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10]109这里说的“无阶级社会”,就是指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里说的未来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既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又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不是预见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现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诉诸道德和法以及道义上的愤怒,而不作深入的经济分析时说:“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1]156又说:“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想化为无稽,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1]284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以及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手段,不是从头脑中发明出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现成的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指的是什么呢?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著作可以看出,指的是合作工厂、股份公司、工人联合办的合作社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场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11]499马克思虽然看到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照之光”的影响,仍然存在并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缺点,但它毕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自然而然地”“发展并形成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因素。

  马克思在1871年写的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法兰西内战》指出:“统治阶级中那些有足够见识而领悟到现存制度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拼命地为实行合作生产而大声疾呼。如果合作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8]158-159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合作制或合作社,有时指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有时指其本身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其本身尚不是或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具体到这段话中,工人自发建立的单个合作社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而联合起来的合作社,因为它能够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动荡,所以它已经不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而已经是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了。第二,在1871年,马克思还没有把未来社会划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两个阶段,他这里讲的共产主义,是包括两个阶段在内的整个未来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先后提出过四种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途径。第一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动论。这条途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他们认为,只要英、法、美、德几个支配着世界市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可以把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带到新社会中去。第二种是世界革命中心转移论。他们认为世界革命中心依次从英国转移到法国,从法国转移到德国,从德国转移到俄国,简言之,就是从发达的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当革命中心转移到俄国的时候,列宁说:“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12]416-417俄国人确实开始了,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却没有去完成,这些国家至今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第三种是东西方革命互动论,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所讲的那段话:“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德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8第四种就是我们上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设想的前三种途径至今都没有变成现实,在我看来,最可能变成现实的是第四种途经。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不断增加,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越高,积累的社会主义因素就越多,离社会主义就越近。当这种社会主义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采取适当的形式冲破资本主义的外壳,前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具体采取什么形式,现在还不好准确的预料。总的趋势是,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在减弱,渐进的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在增加[14]8。

  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新视角

  通过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解决臆想与发现的矛盾、设定与发现的矛盾、预见与发现的矛盾,实现思想转变、创立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新视角。

  第一,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不是一经提出和形成就成为僵化不变的教条。不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哪个时期的哪一部著作,都不要孤立的学习,要把这个时期的这部著作与以前的著作和以后的著作联系起来加以把握。要考察这部著作以前的著作为这部著作中的观点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这部著作中的观点存在哪些不足和缺陷,这部著作如何继承和发展了以前的著作为其奠定的基础,如何克服了以前著作的缺陷和不足。还要考察这部著作以后的著作如何承袭了这部著作中合理的思想,对这部著作中的思想增添了什么样的新内容,是否对这部著作中的思想有所修改,是否克服了这部著作中不合时宜的某些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掌握这部著作中的思想,不把这部著作中的思想僵化和教条化。例如,我们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摘要》中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就既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莱茵报》时期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中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又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标志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形成的两部著作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的本质的看法,还要研究这两部著作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人的本质的看法。马克思在1840-1841年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中,由于受到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认为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人的本质的基本看法,仍然没有超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范围,即仍然是在人的精神领域内寻找人的本质。与《博士论文》不同的是,他不再把自我意识看做人的本质,而是把理性和自由看做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3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及其《导言》中,虽然认识到“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3]199这种观点虽然比《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观点有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马克思不是说国家、社会决定人的本质,而是说人的本质外化为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提纲》和《形态》以后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不仅不再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思想,而且对这种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指出:所谓“实现人的本质”是“无谓思辨”,“人的本质的外化”是“哲学胡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13]58马克思在《提纲》中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说明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发生相应变化的;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超阶级的,而是有阶级性的。既然这样,根本就不存在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问题,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思想是不科学的。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虽然仍然讲异化问题,但已经不再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了。这说明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理论是不科学的。

  第二,要用“从后思索”的方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5]8马克思的意思是,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它是由在它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因此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有助于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把这种研究人类生活形式的方法,运用到理论研究中,就形成了“从后思索”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商品”中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7]93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可以按时间顺序从前到后研读,也可以反过来,从后向前研读。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两种研读方法结合起来。但是,“从后思索”的方法,所得到的某些效果,是“从前思索”的方法所无法达到的。“从后思索”的方法,有助于防止把以前著作中的观点僵化、凝固化和教条化,有助于防止误解或曲解以前著作中的思想观点,容易掌握以前著作中某些观点的演变过程,容易掌握以前著作中的思想观点的确切含义,能够以更高的思想视角把握以前著作中的观点。下面我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演变过程的认识的变化为例加以说明。恩格斯在1874-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马克思在1877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有可能不经过个体农民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把这种直接过渡称为“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以后由于俄国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条件已经丧失,俄国已经大踏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已经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6]294-295。我国理论界相当多的研究者,由于没有采取“从后思索”的方法,看不到俄国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不了解恩格斯在以后的著作中已经放弃了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至今仍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始至终都坚持这种观点,并且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对这种观点的证实。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的极大误解[16]305-313。

  第三,编写马克思主义重要概念和原理的“专题史”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概念和原理,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而且每一部著作往往只是从某一角度、某一侧面阐述某些概念和原理,而不是对这些概念和原理的全面阐述,只有把不同时期的著作对某些概念和原理的阐述综合起来,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这些概念和原理,并掌握它们不断变化、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和编写马克思主义重要概念和原理的“专题史”。我国已经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以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等。这些都可以称为“通史”。我国还很少见到就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概念和原理编写的发展史,我把这种发展史称为“专题史”。只有“通史”而没有“专题史”,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要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就必须研究和编写马克思主义重要概念和原理的“专题史”。如唯物主义各种形态的演变史,辩证法各种形态的演变史,哲学基本问题的发展史,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发展史,人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发展史,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发展史,“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发展史,社会发展“合力论”和“交互作用论”的发展史,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史,国家与革命理论发展史,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史,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理论发展史,“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的历史演变的理论发展史,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发展史,人的本质理论发展史等等。只有既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通史”,又了解马克思主义重要概念和原理发展史“专题史”,才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由浅入深、由通到专,不断深化。我已经在自己的有关论著中写了马克思主义几个重要概念和原理的“专题史”: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的历史演变的理论发展史[16]137-245,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发展史[16]247-259,列宁关于一个国家不能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发展史[16]473-503,“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发展史[17]101-115,历史“合力论”的理论发展史[17]145-161,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史[18]12-21。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赵家祥.正确认识和对待”共产主义渺茫论”[M].贵阳: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3).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2009.

  [16]赵家祥.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7]赵家祥.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变革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

姓名:赵家祥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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