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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萌:怎样正确认识史学与人民的关系
2019年07月26日 17: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 作者:姜萌 字号
关键词:中国现代史学;新史学运动;新汉学;史学革命;公共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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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现代史学;新史学运动;新汉学;史学革命;公共史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以往学术界多重视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而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重大却一直未能很好解答,甚至未能得到足够重视的理论问题:“史学与人民的关系”。清末的史学从业者对“史学”的认知分歧不大,但对“人民”的认知分歧较大;民国时期学者对“人民”的认知分歧缩小,但对“史学”的认知趋于多元。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史学”和“人民”的变量干扰降低,但经过“史学革命”等运动,史学以突出“人民”的方式远离了人民大众。改革开放后,史学界试图突出“应用”来拥抱人民,但旋因学术风气转变而中辍。时至今日,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仍以悬置的方式存在于中国史学界。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如何健康发展,应从认真思考“怎样正确认识史学与人民的关系”这一问题入手。 

  关键词:中国现代史学;新史学运动;新汉学;史学革命;公共史学 

  作者简介: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随着公共史学在中国大陆的不断发展,在回答“为什么要发展公共史学”这一问题时,不少研究者会给出这样的答案——人民需要史学,史学也需要人民。⑴换言之,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史学的公共化,史学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参与。答案看似简单,解释起来却很不容易。因为“史学与人民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公共史学乃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⑵ 

  以笔者有限的阅读积累而言,学界对此问题似乎存在一种人人可言,但又人人难以详言的现象。为促进讨论的展开,笔者试图以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历程为依托,采择各个时代的代表性论述,对该问题的出现、百余年间的分歧与融合等进行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浅见,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史学与人民的关系”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纵观世界史学发展史,无论是中国传统史学,还是西方传统史学,总体上都是“精英史学”,虽然也偶尔考虑“民心”等问题,但基本上不重视人民大众。史学重视人民大众,在现代化运动开始之后。此处仅举一例为证。1874年,上海华人牧师颜永京将英国学者斯宾塞的《教育论》以《肄业要览》为题进行摘译时,对斯宾塞批评西方传统史学过于关心宫闱秘闻而忽略人民大众之处予以翻译:“国内经历之事,读之可获益者,史上反多未记。古时列国,皆以国王为注意,下此臣民,无足轻重。所以作史者,但记君上之事迹,而于民间之风土人情,缺焉不讲。”⑶此语既可证明斯宾塞眼中西方传统史学的“精英”取向,也可证明“史学与人民的关系”是中西方现代史学兴起时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已有研究表明,《肄业要览》对梁启超等中国史学现代化发动者有显著影响,是梁氏等人区分“君史”、“民史”的重要思想来源。⑷ 

  如果说颜永京只是借助斯宾塞的论断来表达他对中国史学批评的话,那么曾广泛游历欧洲的王韬就直接将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现代史学进行对比,指出中国传统史学作为精英史学的弊端:“史书所载,原以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天地变异,而于国势民情则略焉不讲,盖已包蕴于其中矣。西史则间及民间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原其始,以觇人材之进步、制作之源流焉。此亦记载之所不可废也。”⑸由于时代整体认知水平尚在传统思想观念范畴内,无论是《肄业要览》还是《重订法国志略》,出版后并未立即产生巨大影响。直到甲午惨败之后,这些论述才被追求现代化的知识阶层广泛重视,“史学与人民的关系”这一问题逐渐显现。 

  甲午惨败的刺激,使举国知识阶层开始谋求现代化。可是怎样实现现代化?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想到的核心路径,首先是唤醒人民,用现代史学唤醒人民。梁启超、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对“民史”与“君史”分离的意识,已体现出对“史学与人民的关系”的思考。梁启超说: 

  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等名,实史裁之正规也。⑹ 

  康有为说: 

  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而谈风俗者则鄙之,与小说等。岂知谱写民俗,惟织琐乃详尽,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且令天下述而鉴观焉。史乎,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⑺ 

  在康、梁看来,“君史”(传统史学)关注重心在“一朝一姓兴亡”,“民史”(现代史学)关注重心在人民大众的“教养”。在中国现代史学萌芽之际,康梁的思考中已包含用史学的启蒙(或教化)与应用(为生产、生活直接服务)功能,来构建“史学与人民的关系”的思想意识。这种意识原本朦胧模糊,但在时事激荡下快速发展。 

  如果说李提摩太1895年将《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喻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请求在科举考试所有环节中“必就西史命题条对”,“天潢诸贵胄与夫翰苑中人,均取是书悉心考核”,⑻有些想当然色彩的话,那么康有为1898年将《日本变政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进呈给光绪皇帝,“敬备乙览,以资采鉴”,⑼已显示出李提摩太的认识被一些寻求中国现代化改革的领袖人物接受。这几年间,史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政治运动、人民大众的生活融合。一位观察者在1902年指出,“欧美东洋之历史之学说”在甲午之前虽已传入中国,但“绝学无师,悟之实难,么弦孤唱,和者亦寡”,甲午之后“海内稍有知识者,咸恍然于新旧之相形,其势不可以一日安”。⑽可以说,此一时期知识阶层救亡图存的迫切需求,“为历史学从历史记录者向历史创造者转变,提供了主观的自信和客观的适宜环境”,⑾“史学与人民的关系”因为历史学成为推动戊戌变法的工具,有了实质性内容。 

  也需要看到,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者对史学的认识仍然具有浓厚的精英气息,他们意识中的“民”实质上仍然是识字阶层。将史学和全体人民明确建立联系的,是梁启超提倡的“史界革命”。梁氏“史界革命”的核心意旨非常清晰:利用现代史学对全体未经现代化洗礼的“臣民”进行现代化改造教育,使之成为具有构建现代化国族能力的“国民”,然后完成救亡图存的任务。在此目标下,“史学与人民的关系”作为一个现代史学理论问题正式显现出来: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⑿ 

  上引文字里行间仍然存在着精英意识,但我们必须承认,梁启超将全体人民大众与史学直接关联,是中国史学界对“史学和人民的关系”的第一次直接阐述。分析《新史学》等文本,可以看到梁氏从史学角度认为史学具有启蒙、救亡功能的基础上,也从人民大众角度阐发了人民如果要适应“优胜劣汰”的竞争,就需要主动学习现代史学。史学与人民需要在现实的历史实践(包含政治、社会、文化各个人类生活的方面)中完成关系构建的道理,呼之欲出。 

  梁启超《新民说》明确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⒀《新史学》开篇又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⒁可以说,《新史学》基本构建了“新史”以“新民”的逻辑,《新民说》基本构建了“新民”以“新国”的逻辑。两者汇合在一起,才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此一时期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史学认识。已有研究者指出,《新史学》不仅是一部史学文本,还是一部政治理论文本,其中包含“政权的基础与合法性,政府(朝廷)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和民族的关系,文化学术与民族的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原因以及与知识分子应有的民族责任感和全体国民素质的关系等等”。⒂《新史学》包含的这几种关系,也是“正确认识史学与人民的关系”需要关注和思考的。 

  梁启超“新史”以“新民”、“新民”以“新国”的认识,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在回答“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的一次大突破,对此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起到显著影响。《新民丛报》出版后,严复称赞前三期“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新史学》等文“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⒃“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⒄邓实更公开著文称:“新史氏乎,其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乎。”⒅严复、邓实的上述言论很好地证明了“新史”以“新民”、“新民”以“新国”的史学认识,迅速为此一时期有志于救亡图存的知识阶层接受。翻检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之后数年的史学文本,可以发现有人批评梁氏过于否定传统史学等,但鲜见有人不赞同“新史”以“新民”、“新民”以“新国”主张者。整个清末时期,现代史学是启蒙民众、救亡图存的工具,是知识精英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知识精英试图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构建,来重塑大众的观念意识,进而达到改良/革命的政治理想。在此认识下,中国的现代历史书写得以在数年间迅猛取代延绵两千余年的历史书写典范,现代史学教育才能于数年间在全国中小学学堂中普及。 

  概言之,“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史学界的出现,是中国人急切谋求现代化的产物,梁启超提出的“新史”以“新民”、“新民”以“新国”主张,是对这一问题最明确的回答,也是最能满足当时时代需求的回答,因此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彼时主要还是识字阶层)所接受认可。中国现代历史书写模式在清末的快速形成,现代历史教育在全国范围的迅速展开,是历史研究者从人民大众现实需求出发,对历史进行大规模重新阐释的产物。从性质上看,这种阐释是典型的公共阐释,有其清晰强烈的公共意识,具有清晰的“理性”、“澄明性”、“公度性”、“建构性”、“超越性”、“反思性”等特点。⒆ 

  “史学与人民的关系”实际上包含两个变量——“史学”与“人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清末十余年间知识阶层对“史学”的认识(如进化论、现代价值观、史学具有启蒙教育功能等)并无太大分歧,但对“人民”的认识分歧却很大,反满革命取向和改良立宪取向的人在“谁是中国人”这一问题上,曾经有过非常强烈的分歧。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孙中山等人倡导的“五族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谁是中国人”的基本分歧已经消解,但对“史学”的认识分歧却在不断加大。史学的功能、史学的定位、史学的发展路径等,都已出现多种不同看法。 

  

作者简介

姓名:姜萌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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