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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组织变革与政府再造
2019年08月02日 11:22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作者:匡凯平 刘建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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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政府再造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提高行政组织环境适应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技术进步的时代抉择。因此,镜鉴技术结构论的基本论争,工业4.0时代的智能技术从“动力-理念-技术”三个层面实现了对行政组织的全面再造。作为动力,信息的流动带来了权力的“衰退”,智能化时代政府需要重新找回“自我”;作为理念,信息的共享带来了角色的“嬗变”,政府需要妥善处理好服务者、管理者、协调者和合作者的角色冲突;作为技术,信息的消费带来了内容的更新,政府需要重塑组织结构、再造业务流程和创新治理工具。

  关键词:工业4.0;智能化;组织变革;政府再造

  一直以来,有关技术与组织变革关系的论争主要基于三大立场。技术决定论者[1]强调技术之于组织的建构作用,认为技术引入组织后会重塑组织的结构或影响组织结构的变迁;组织决定论者[2]则强调组织之于技术的塑造作用,认为技术是否使用取决于技术是否适应组织的结构,组织既有的结构直接影响了技术的创新。然而,单向度归因显然无法令人信服,互补论者于是强调两者间的互动,简·芳汀[3](Jane E. Fountain)以“被执行信息技术”来形容技术与组织的融合,邱泽奇[4]则把这一“技术提供方与技术使用方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概括为“互构”。这仅回答了“谁影响谁”,但“怎么影响”才是关键。

  为此,人们在讨论信息技术与政府再造的关系时,就阐释了技术进步的两种角色。作为工具,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创新了信息传播的路径与模式,提升行政效率的同时,提高了决策质量,是对政府治理的技术再造;[5]而作为线索,技术则是现代行政组织体系的建构者,其所塑造出来的虚拟社会等引起了政府治理结构、业务流程的再造。[6]那么,基于“工具——建构”理性的二元思考,工业4.0时代的智能技术又如何引发并主导了政府再造呢?这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全文布局如下:第一部分通过文献研究,建构“动力—理念—技术”的分析框架,讨论智能技术与政府再造的关系;第二部分以信息流动为线索,以传统权力结构变化为表现,讨论政府再造的动力源泉;第三部分以信息共享为线索,以政府角色变化为表现,讨论政府再造的理念更新;第四部分以信息消费为线索,以治理技术革新为表现,讨论政府再造的实际操作。

  一、“动力-理念-技术”:一个分析框架

  组织变革,即组织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对组织中的要素进行结构性变革,以适应未来组织发展要求的一系列过程。而作为组织变革在政治行政领域的实践与具体表达,政府再造是指“行政组织根据其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变革自己的内在结构,以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7]。究其内容,组织变革主要涉及战略定位、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业务程序、个人能力等方面,[8]其中,战略定位聚焦于组织角色、管理理念的重新设计,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业务程序等则集中体现为管理技术方面的更新,即可能的管理应用。除此之外,组织环境适应性[9]也是组织变革的重点,而依据权变理论、组织-环境匹配理论的观点和论述,组织环境适应性就是所谓的变革动因。因此,基于既有研究成果,参照组织变革理论的分析框架,智能技术也将主要从动力、理念和技术(即狭义上的变革内容)三个维度影响政府再造。因此,本文从“动力-理念-技术[10]”(见图1)三个维度出发,建构基本的分析框架,讨论工业4.0时代智能化与政府再造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的作用逻辑。

  图1  本文写作思路图

  (一)政府再造的动力

  行政组织变革的动力,就是推动决策者和行政领导进行组织变革的动力。[11]一般认为,组织变革是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组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2]涉及环境、职能、目标、价值观、人事、技术进步等6个方面,其中“环境的改变”是“行政组织变革的主要的根本动因” [13]。因为,现代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正常运转、生存发展均离不开内外部环境的支持。以政府为例,其作为公民意志的载体和具体表达,公共决策的作出、法律规章的制定和执行、行政职能的履行等,都要受到社会环境、公共需求、公共舆论等的影响,两者之间表现为一种“工厂”与“原材料”的关系,公民诉求作为“输入”“提供了我们所说的原料,为了生产所谓的输出,系统对原料进行加工”[14]。并且,在所有自变量因素中,技术进步显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技术进步重塑信息传播渠道或模式,而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从而技术进步会引起组织变革的发生。

  而技术驱动或影响组织变革,也存在直接与间接两种路径。一是直接驱动或影响,因为技术进步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也就寻求生产关系的调整,表现为组织结构、政府治理等的变迁;[15]一是间接驱动或影响,即术本身并不能决定组织变革,而是通过某种媒介来达到驱动的目的,[16]如Devett等人就认为,信息技术本身并不能决定组织结构的发展变化,决定组织结构发展变化的根本力量是组织运转的基本条件,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组织的战略目标等,这些是组织设计和变革的根本驱动要素,信息技术只是组织变革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17]

  因此,以组织环境为中介,技术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进步与变迁,会直接或间接地驱动政府再造。换句话说,在工业4.0时代,智能技术影响了信息传播的路径或方式,这对公权力基础及其分布产生了影响,最终导致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发生。

  (二)政府再造的理念

  理念,是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层次表达,是政治文化的精髓,其力量在于对人类行为、现象和其他事物的支配。张维迎就说过,“支配人的行为的不仅有利益,而且有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人们选择做什么,不仅受到利益的影响,也受到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影响。”[18]换句话说,对政府而言,行政理念的更新必然带来组织结构、业务流程、治理工具的变化。纵观西方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效率”和“公平”价值理念的更替同时带来了行政实践的改变。[19]如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效率优先,从而政府在进行结构设计、资源配置、实际运转时,忽略了人的重要性,韦伯的官僚等级制就被奉为圭臬;到了新公共服务时期,民主、参与、回应等理念颇受关注,于是乎等级制结构走向扁平化、封闭式体系转向开放式形态。

  而这与信息的占有密不可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普适之前,政府垄断公共信息以维系并巩固其执政地位,基于此,他们还建立起了严密的等级制度,政府成为公共事物的管理者、干预者,是“全能主义”的化身。到了互联网时代,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占有地位遭受网络曝光、网络舆情等的冲击,其对公共信息或数据的掌控力急剧下降,除了作为纯粹的公共事物管理者,她还是公共事物的治理者、公共需求的服务者和重大项目的合作者,实现了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三)政府再造的技术

  除理念更新、价值观变换之外,技术进步带来的组织结构重塑、业务流程再造、人员队伍“换血”都可以归纳为影响的技术层面,即一种可操作的、通过复杂程序和手段可以实现并予以实践的现象。换句话说,信息技术在更新组织理念的同时,也提供了实践这种理念的工具、手段和路径,即狭义的“变革内容”。在讨论大数据与政府流程再造的关系问题时,就把这种影响阐释为“思维”与“技术”两个层面,前者表现为对行政管理理念的革新,后者则表现为对行政组织结构、行政业务流程的改造。[20]在公共管理范式的历次变迁过程中,技术革命也对公共管理实践产生着技术性与非技术性的二元影响,根据“公平”与“效率”价值的迭演博弈,不同的范式其实就是实践不同目标、价值的技术路线,如等级制与效率、治理结构与民主等就是相互匹配的。

  究其根源,政府再造在技术层面的表达和更新,实则信息消费模式、消费内容的变迁。宁光杰等人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变量与企业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前者影响到了后者的变化,因为信息技术的应用要求决策权力下放,而决策权力下放又有利于信息技术的应用。[21]换句话说,在分权的语境中,信息的消费主体、内容和方式等都发生了改变,决策信息的消费主体不再局限于中上层次的领导者和决策者,信息内容从封闭走向开放,消费方式则从行政授权走向自由交易,等等。于是,围绕信息消费某一方面的革新,组织或政府就会进行具体的建构和实践,搭建符合任务内容的组织结构、选用适当的管理工具、评估合理的管理进程。从而,信息消费模式的变革,带来了组织结构、工作流程、人员配备等的变迁。

  二、权力“终结”驱动政府再造

  一般认为,权力是指影响他人或他物的一种能力,[22]主要基于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社会影响、文化渗透等优势资源产生并发挥作用。韦伯在论述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时,从权力来源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权力生发基础与统治类型之间的关系,并一一进行了匹配,最终得出了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旨在说明权力作用发挥的不同来源,按照他的说法,“行政管理班子对统治者(或统治者们)的服从,可能纯粹出自习俗,或者纯粹由于情绪,或者受到物质厉害关系,或者受到思想动机(价值合乎理性)所约束”[23]。换言之,权力之所以产生并发挥作用,根源于权力的占有者实现了对某些资源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迫使普罗大众不得不被嵌入到这样一种服从与被服从关系之中。工业4.0时代,信息或数据就是这样一种资源,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拥有“号令群雄”的力量;在“数据为王”的智能化时代,谁生产、占有数据,谁就是权力“蛋糕”的分享者。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以“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来形容互联网时代的权力变迁,认为正是信息的开放性、碎片化冲击着传统的权力结构,整个行政组织正朝扁平化方向转变。这对传统政府的地位造成了冲击,政府如何适应“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格局,如何适应这样一种信息结构和权力网络,如何在这样一种历史巨变中生存下去,引发了政府的自我辩驳,智能化从内到外,都要求政府再造!

  当数据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时,比特成为了新的原子,形成了对传统权力格局的颠覆性影响!因为,“在现实中,任何个人和机构的权力都会随着情境的改变发生变化。权力的运用需要双方或多方的互动或交流,如主仆之间、统治者和民众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家长和孩子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以及众多个人、政党、军队、企业、机构甚至国家之间。行为体游走于不同情境之中,它们指挥或组织其他行为体的能力(即它们的权力)也会随之变化。行为体及其属性的变化越小,权力的分布越稳定。但只要行为体的数量、身份、动机、能力和属性发生改变,权力的分布就会随之变化。” [24]

  首先,数量革命以各种数量的增长为特征,国家数量、人口规模、生活水平、识字率和市场上的商品数量都包括在内。对企业来说,3D打印技术的发明及其成熟,使“作坊式”生产重获新生,定制化服务缩短了中小微企业与大型、超大型企业间的差距,个性化优势使前者能够生存下去,行业垄断被打破,行业格局重新洗牌,趋于分散。而之于政府,为了有效应对业务增多、环境“恶化”、挑战增加、提高质量、提升效率等挑战,分权、放权变得不可避免。横向上,中央向地方放权,减少审批事项,降低审批门槛,强化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决策的灵活性;纵向上,各级政府向社团、中介分权,行业组织影响力日渐增长,公共服务购买清单越来越长、购买的频次也越来越密集。从而,随着主体数量的增加,公共权力的壁垒正在被打破,用于维系公权力的传统手段、做法日渐失效,权力的大饼越摊越薄了!

  其次,迁移革命使人员、货物、资本、思想和价值观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移动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过去那些偏远、交通不畅的地区)。互联网络的普及、物联包括移动互联技术的适用,便捷了信息获取、分享的路径,倍增了信息扩散的范围,从而削弱了政府、大型专业组织(包括企业、社团、行业组织等)之于种种信息的垄断。统计显示,截止2014年12月,我国有网民6.49亿,网络普及率47.9%,其中农村网民1.78亿,占比27.5%。[25]换句话说,当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上网”,“物联网+互联网”技术扩散到整个社会,人员迁移便实现从实体走向虚拟,异地登陆与匿名访问的实现,使政府的信息垄断地位开始崩塌,信息孤岛也越来越稀有,地域、行政壁垒成为新的“马其诺防线”。进一步讲,当企业、社团、公民能够通过互联网络、移动APP等手段与载体规避政府之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时,后者所建立并努力维系的权力体系变瓦解了,依托信息垄断所建立起来的行政权力也就弱化了,管理对象开始有了“不听话”的选择。

  再次,心态革命反映了人类思维模式、预期和愿望的主要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于建嵘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告别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利益的时代,开始进入一个个体自主性不断增强、利益高度分化的时期”[26],新的市场逐渐贴上了差异化的标签,个性化逐渐成为新的利润生长点。在个性化消费、定制化量产过程中,消费者扮演了关键角色,其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实践锻炼了表达、参与、监督技能,更养成一种心态,一种责任意识和一种参与欲望,并将转移到日常的社会管理中去。而且,一种观念也被传播开来,“事物并不一定总是一个样子,它们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得到更好的呈现。它们也导致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和不信任,任何形式的权力分配在人们眼中不再理所当然”[27],得益于参与效能感的刺激,他们意识到事物需要“改变”,从思想上撼动了公共权力的壁垒。

  三、角色重塑引导政府再造

  在现代管理学语境中,如何科学制定并完整落实决策是人们设计组织的核心议题。究其根本,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和前提,是左右组织设计的根本线索。在传统中国,政府是公共信息的垄断者,形成针对被统治者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后者受此影响而屈从或依赖于统治阶级。从而,地主阶级为了维系其统治地位而继续巩固其之于信息的垄断地位,这直接决定了官僚等级体制的建构,旨在预防信息泄露导致的合法性危机。这时,政府既是统治者,也是管理者,带有执政的强制性和执政地位的不可撼动性。而到了近现代社会尤其是2008年之后,网络问政等决策信息共享现象普遍发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普及使得信息的发布、传播、扩散和发掘变得简单、便捷,政府渐趋丧失了针对公共信息的垄断地位,信息开放危及了其合法性,甚至政府的很多决策、制度还滞后于外部世界的真实变化。换句话说,政府不再能够依靠信息封闭来维系其“统治”地位了。

  更重要的是,工业4.0是共享经济的时代,信息共享正在取代信息垄断,成为竞争成败的关键。然而,就目前来说,政府依然是公共数据的最大持有者,她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推进数据开放,转变发展理念,树立大数据思维,同时扮演多种角色!

  (一)作为服务者的政府

  尽管作为概念被提出是晚近的事情,但“服务”却是政府一直以来的职能设计与目标设定。追根溯源,政府是公民让渡权利、整合并进行委托的结果,是公共意志的载体和具体表达,“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因此,在论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时候,卢梭始终认为,“人民服从首领时所根据的那种行为…完全是一种委托,是一种任用;在那里,他们仅仅是主权者的官吏,是以主权者的名义在行使着主权者所委托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他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28]

  200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罗伯特·B.登哈特(Robert B. Denhardt)与珍妮特·V. 登哈特(Janet Vinzant Denhardt)在《公共行政评论》第六期合作发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一文,[29]继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范式之后,建构了“新公共服务”研究模型,以比较为基础,概括、梳理了新公共服务的七项基本原则,如“服务而非掌舵”,认为“公务员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驭社会”,从而重塑了未来社会政府、公共行政官员的社会角色和公共形象,勾勒出了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轮廓。

  因此,在标榜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革命的工业4.0时代,政府的首要角色是“服务者”,如对企业、社团、个人等的需求作出回应,为信息公开、社会秩序、战略实施、产业升级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因为,政府回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是现代民主社会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理性要求,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之一。从价值层面来看,政府回应体现的是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从制度层面来看,政府回应是现代政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的是政府服务的质量、能力与效率。[30]

  (二)作为管理者[31]的政府

  理论地看,国家以及政府的诞生根本上决定了政府的“强势”。霍布斯认为,在“人人相互为敌”的情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32],从而需要国家以及政府作为结束“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超然力量。即“管理”是政府的天性!

  实践地看,政府力量的“全身而退”依然无法保证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及“罗斯福新政”,2008年开始蔓延的次贷危机及其救市,均证明政治与经济不能完全剥离,政府对经济行为的适当干预反而能够有效地推进市场经济的自由、健康发展。苏联经济的短暂辉煌以及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也很好地证明了行政干预之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进而重申了管理之于政府“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

  从而,就算到了智能化时代,政府之于社会的管理依然不能放松。一方面,个性化定制凸显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专利成为资产,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快速发展的巨大动力,只有营造了一个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风气、实现了专利保护的严肃执行,市场经济的秩序才不会乱,创新才会有出路、受到重视,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另一方面,信息安全形势较变得愈来愈严峻。在未来,数据是基础,是原料,是财产,也是隐私,必须得到保护,这是政府不容置疑的义务和责任。

  (三)作为协调者的政府

  调解,是诉讼程序中除判决和裁决外,另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章(第八十五条-第九十一条)对“调解”进行了原则性论述,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一旦“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调解”成为了民事审判的前置环节,是对民事诉讼解决争议争端的有效补充。其中,调解员以中立人士身份,协助争议双方了解争议焦点,探讨双方的利益和需要,寻求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调解实际上是对利益关系的再平衡,在公共领域表现为政府及其代理人对协调、解决利益冲突职责的履行,以正确处理组织内外各种关系,为组织正常运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从而扮演着“协调者”角色。

  在未来尤其是工业4.0时代,数据的资源特性及其资本属性,加上公民利益的差异扩大,由此而引发的冲突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对协调服务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在传统中国,这一角色由德高望重的乡绅耋老来承担,现在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副产品,道德调解的作用正在弱化,政府的表现日渐重要,如在司法领域扮演一个公正不阿、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裁判员”,以维系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法治。

  此外,协调还是对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作为对自由民主、代议民主的批判与矫正,协商民主主张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以“参与”和“共识”为旨归,多元利益主体间的面对面磋商、论争,将使公共决策更具代表性、科学性、争议性、以及合理合法性。

  (四)作为合作者的政府

  治理是现当代政治、管理、社会、历史等诸多学科的新学术生长点和研究热点。199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出版《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以社区警务的集体供给为研究对象,提出“多中心治理”概念及其基本原则,把“治理”这一概念广泛传播,在全球掀起了新的治理改革浪潮。从而,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化、运作的协商化等,成为公共治理的代名词和典型标签,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把政府、企业、社团、公民的身份进行了重塑,摈斥传统的等级结构、从属逻辑,建构起一种平等、协商、合作的机制。

  事实上,公私合作一直以来就是欧美发达国家发展高新技术、推进智能制造的首选方式。2012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启动“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谋求建设15-45家“制造创新机构”,形成覆盖全美的制造创新网络。截止目前,已先后建立增材制造业创新研究所、数字制造和设计技术创新研究所、轻型现代金属制造业创新研究所、先进复合材料制造创新研究所、新一代电力电子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等五家制造创新研究所。在资金方面,美国政府原则上提供不低于7000万美元的财政支持,其余则通过融资的方式由企业、社会资本等提供。经营主体方面,除政府相关部委、机构外,还包括企业、大学、研究中心、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力量,后者承担直接运营责任。因此,要想“得好”,必须从全能政府转为有限政府,该分权的分权、该放权的放权、该取消的取消、该减少的减少,直至成为最符合时代需要的“守夜人”。

  四、变革内容实践政府再造

  走向智能服务,是塑造政府3.0、服务工业4.0的内生要求与必然选择。其中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会秩序的管理者、矛盾冲突的协调者、以及社会事务的合作者,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设计师和总操盘手,必然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即针对新时期、新社会、新民众对国家治理、政府管理提出的要求和预期,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以重新“发现”政府!

  (一)建构扁平化的治理结构

  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和代表性,谋求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高,需要摒弃传统的等级结构,减少行政层级、扩大管理范围、明晰管理权责,建构扁平化的治理结构。这么做,也是因为在智能化时代,当信息开始跑到了管理层次的前面,如果仍然按照过去的习惯,严格按层次走程序,很多事情可能就难以得到妥善的处理。[33]具体做到:第一,深化大部门体制改革。通过开展大部门体制改革,整合具有并承担相同相似职能的部门、机构,减少部门、机构数量,能够减轻职能交叉现象,厘清、理顺各部门、单位、机构的权责边界和逻辑关联,达到降低管理成本的目的。第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是取消不需要的、调整不合时的、下放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以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行政成本,减少部门冲突,提升工作效率。据统计,从2001~2011年的十年间,国务院分五批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2183项,占原有总数的60.6%;各省(区、市)本级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36986项,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68.2%。[34]第三,积极发展服务中介组织。作为政府职能的转移载体,中介组织的专业性、灵活性和代表性,能够有效弥合“政府—公民”间的关系裂痕,在两者间搭建沟通桥梁,是政府意志的代理人,也是公民利益的合作伙伴,在为公共治理提供服务平台的同时,还能够利用专业优势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帮助工业企业更好地抓住市场机遇。

  (二)塑造柔性化的治理流程[35]

  政府流程再造是人类由工业社会走向网络信息社会的时代要求,是指当行政组织外部环境、内部资源及其结构发生变化时,运用公共管理学思想、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原理和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对传统管理模式、组织结构模式、业务模式和服务传递方式进行根本性重新设计、改革,并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对重新设计和改革后的管理模式、组织结构模式、业务模式和服务传递方式进行固化的过程,从而重构一种科学合理的、有助于提高公共部门发展效能的管理模式。其中,公共部门的业务流程再造,要求通过部门内部协作,改变各职能管理机构重叠、中间层次多的状况,使每项职能只有一个职能机构管理,做到机构不再重叠、业务不再重复。

  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契合智能化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企业创新需求,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尤其要创新审批模式,引入并试点前置审批等灵活的审批流程,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企业的研发、管理成本,增强网络游戏的消费者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此外,智能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行业产业价值链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同环节的相对价值地位发生了调整,数据采集、产品设计、售后服务等重要性得到提升,不仅仅企业要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到这些步骤,切实做好定制化量产和产品生产的全程监控、诊断,政府也要把加大对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障等议题的关注,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三)打造智能化的治理工具

  除“政府上网”外,为了有效应对治理对象规模扩大、内容增多、环境复杂等议题,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技术的配合下,还要力推:第一,打造智能服务平台。共享经济又称平台经济,“羊毛出在牛身上,猪买单”,平台旨在提供数据开放与共享的载体,实践政务信息、公共信息公开的理念与制度设计。第二,进一步推动“政府上网”。建设完善政府、部门网站网页,积极开展电子政务业务,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技术手段分流办事压力,最终提高行政效率。第三,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掌握、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社交网络、Fab Lab、Living 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营造有利于创新涌现的生态,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因此,站在企业的立场,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手段,能够提升自身运营效力、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智慧城市对技术创新的重视,以及创新氛围的营造,使企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维系其市场竞争力。

  [1] Elise W. and David. A. N., Diagnosis for organization design, Diagnosis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method and model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4.

  [2] Janet Fulk.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3] 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 ﹒邵国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邱泽奇.技术与组织的互构——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M].社会学研究,2005(2).

  [5]  高小平﹒借助大数据科技力量寻求国家治理变革创新[J] ﹒中国行政管理,2015(10)﹒

  [6] 详见:于志刚等﹒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的制裁思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4(11);万岩等﹒大数据生态系统中的政府角色研究[J]﹒管理世界,2015(2);张楠﹒公共衍生大数据分析与政府决策过程重构:理论演进与研究展望[J]﹒中国行政管理,2015(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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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chilles A. Armenakis et. l. 组织变革: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与研究综述[J] ﹒ 管理世界,2010(10)﹒

  [10]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技术”显然不局限于工程机械等狭义概念,而是与理念、价值观、思维等相对应的实践层面,即管理应用﹒

  [11] 任晓﹒中国行政改革[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32﹒

  [12] E. Razin, needs and impediments for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lessons from Israel,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4,26(5):623-640﹒

  [13] 金太军﹒行政组织变革的动力和阻力分析[J] ﹒学海,2001(4)﹒

  [14]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4﹒

  [15] 陈振明﹒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J]﹒行政论坛,2015(6) ﹒

  [16] 宁光杰、林子亮﹒信息技术应用、企业组织变革与劳动力技能需求变化[J]﹒经济研究,2014(2) ﹒

  [17] Devett Todd and Gareth R.,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organization: a review, model and assess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0,27(3):313-346.

  [18] 张维迎﹒理念的力量[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2﹒

  [19] 朱仁显、刘建义﹒民主与效率: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价值博弈[J] ﹒行政论坛,2014(1)﹒

  [20] 刘晓洋﹒思维与技术:大数据支持下的政府流程再造[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21]  宁光杰、林子亮﹒信息技术应用、企业组织变革与劳动力技能需求变化[J] ﹒经济研究,2014(2) ﹒

  [22]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95﹒

  [23]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 ﹒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8﹒

  [24] [美]莫伊塞斯·纳伊姆﹒权力的终结[M]﹒王吉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0﹒

  [2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Z]﹒

  [26] 于建嵘﹒访法札记[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自序﹒

  [27] [美]莫伊塞斯·纳伊姆﹒权力的终结[M] ﹒王吉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83﹒

  [28]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2-73﹒

  [29] Robert B. Denhardt and Janet Vinzant Denhardt,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60, No.6, pp.549-559.

  [30] 曹云平﹒服务型政府视角下我国县级政府回应研究——以昆山市政府回应实践为例[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1] 这里所谓的“管理者”,应该是“小政府”式的管理者,强调政府的“守夜人”职责。

  [32][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4-95﹒

  [33] 宋芳敏﹒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J]﹒红旗文稿,2015(10) ﹒

  [34] 应松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反思与创新[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3) ﹒

  [35] 陈潭等﹒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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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匡凯平 刘建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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