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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感性与回归理性 为<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判>而辩护
2019年08月02日 14:31 来源:《广州公共管理评论》2013年第1辑 作者:刘建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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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公私之辨始终存在于西方思想史中,是讨论政治、法律、哲学不能回避的一对范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以教育为针,理性为线,以女性的两个家庭角色为舞台,希冀将家庭与家庭之外这两个隔离的空间缝合起来:公民资格是没有性别的,民主的“个人”也不仅仅是指男人,家庭不仅仅为个人提供了生存的保障,也为公共事务的运转部分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女性和男性作为私域与公域两个空间的代表,理性的女性应该成为丈夫的伴侣、子女的母亲和社会的公民,前提是女性享有符合其地位的理性的启蒙教育。

  关键词:理性;教育;公域;私域;沃斯通克拉夫特

  一、理解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英国著名作家、哲学家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现代女权主义奠基人。自幼玛就萌生了女权主义的萌芽,父亲对母亲的辱骂、暴力、专横,家族中笼罩的重男轻女思想等,激起了她维护女性权利的激进想法;颠沛流离、艰难曲折的谋生之路与经历则给予了其写作的灵感与现实借鉴;而当时的启蒙主义思潮,个体权利受到尊重,主体意识日益觉醒,“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在口头上成为社会的普遍认同等,为玛丽的奔走呼号和写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与理论支撑。作为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旗帜,玛丽主要在理性与感情的理论框架下展开研究,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女权辩护》被认为是玛丽最经典的代表作,成书于法国大革命的动荡背景下,其灵感源于两个方面的阅读:一方面,埃德蒙·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极力维护君主立宪制、贵族统治等,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推翻合法政府的暴力行为,认为平民没有权力去反抗他们的政府,文明的传统不能被频繁地变更等。对此,玛丽在深入研究法国大革命之后,发表了《男权辩护》一书,对伯克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提出:权力不能基于传统,权力的赋予是处于合理与公正的理由,而不应考虑它们在传统中的基础。《女权辩护》一书正是这种论点的延伸。到了1791年,塔列朗在《公共教育报告》一文中对女性与教育关系的论述直接刺激了她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另一方面,卢梭关于两性关系的讨论及主张深刻影响到了玛丽关于女性主义的思考,在对这种观点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之上,激发了她写作《女权辩护》的兴趣与灵感。虽然该书更多地被认为是早期女权主义的代表作,但细细咀嚼之下,我们会发现,从更深层意义来讲,打开了一扇讨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的大门,开拓性地探讨了两者关系的本质:“妇女和男子要想享有自由,就要享有追求自己选择的目标,履行社会、政治和宗教义务的机会和条件”[1](P83)。这也正是我们重读并继续讨论的逻辑起点和写作主线。

  二、“公”“私”辨

  公私域是理解西方思想史变迁的一对重要矛盾,特别对西方法治现代化而言,公私域的明确界定更是其基本前提,因为性“恶”论的存续与“理性人”假设的提出,才要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也才需要通过一种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来维护私人权益的神圣不可侵犯。因而,对公域(the public sphere)与私域(the private sphere)的划分始终存在。

  有关公私“边界”的划定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城邦与家庭的截然分立奠定了公私领域的最基本界限。阿伦特认为,家庭领域的显著特点是“人们被他们的需要和需求所驱使而一起生活”[2](P19),从而农业经济的“看天吃饭”,使家庭作为一个建立于血缘、亲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栖身之所,能够保障和满足家庭成员的生存要求,同时也为各司其职提供基础,而家庭经济事务的非政治性,也就与公共讨论无缘。[3](P182)相应的,公共的就是政治的,希腊人将城邦看成公共领域,在其中就公共事务进行商谈,人们以公民的面目出现,那些自然的、生物性的需求都被置之于身后;罗马人则将城邦的公共领域看成公共权力的领域,由法律和官僚机构等构成。正是希腊和罗马对于公共领域的不同理解,为后来多元公私观念的出现埋下了伏笔。[4]

  而自启蒙运动以降,伴随“经济”地位的提升,近现代公私观念呈多元发展生态:[4](1)以政治经济关系为标准: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是一种自组织、自协调、自管理、自治的活动,因而经济活动领域是独立于国家的私域,不仅涵盖个人、家庭,还包括市场;公共权力触及到的地方则称之为公域,主要指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部门。这种划分的意义在于区别了公域与私域的效能差别,但却忽略了经济之于政治的基础作用,也逃避了公域与私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2)以国家社会关系为标准:社会的出现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种下了一道裂痕,以公民实践为基础,公共领域成为共同讨论、参与决策,借以追求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的场所;私域则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的场所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4]等,在共和主义者看来,私人领域的财产以及遮蔽均是为公共领域的诞生做铺垫,重申了私域之于公域的前提地位。(3)阿伦特从公共领域的否定性出发,指出私人领域意味着被遮蔽和黑暗,并且是“隐匿于公共领域之外”[2](P73)。虽然很多人从不同维度对这一范畴进行了区分与辨析,但统一的区分标准并不存在,不同理论视角对公域与私域的理解存在差异,使得不同的公私观享有不同的理论适用性。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作为早期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所坚持的公私观符合女性主义思想的传统划分——家庭与家庭之外的政治经济生活,在这里,家庭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是一系列关系——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等——的集合,政治则是将私域与公域隔离开来的“柏林墙”。因此,在玛丽的话语体系中,私域主要是指不涉及政治的私人活动场域,不仅指代对女儿、妻子、母亲职责的履行,还包括家庭外面非政治的、不涉及公共议题的私人社交活动,如不同女性之间关于家庭琐事的交流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块私人领地上,因为女性戴上了由男性和社会编织的“取悦于男性”的“紧箍咒”,把自己关在了家务事构筑的“鸟笼”中,玛丽才要求“妇女不能被强迫限制在家务上”[5](P12),她们应该获取知识,习得理性,培育美德,开阔心胸,不再停留于经济管理、相夫教子等家庭琐事,而是要推倒这堵横亘于更广大舞台前的“柏林墙”,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可以去研究医学技能,可以去做医生或者护士,可以做助产士,也可以去研究政治,还可以从事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她坚持男女平等、自由的政治理念,并把公民资格的获取作为女性走进公共领域的标志。应该说,玛丽对公域与私域的界定与划分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也符合一个女权主义者所要追寻的男女平等的目标,其对公民资格的推崇,则明显使公私之界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更为重要的是,她还将经济实力作为获取公民资格的重要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玛丽站在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立场来讨论公域与私域问题,必然不可能脱离女性的中心主义,从而也就将讨论局限于性别的范畴,也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这种类型划分的适用范围,视野过于狭隘。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玛丽打破公私壁垒的创新性探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要的未知之门。

  三、理性:沟通“公”与“私”

  虽然《女权辩护》属于女性主义的范畴,但玛丽却延伸到了对公民资格和政治参与机会的论争,表现为对家庭“私”念的突破和公私关系本质的辨析,而这个本质就是理性。在她看来,传统女性由于缺乏理性的教育,始终活在家庭的牢笼当中:缺乏理性,她们追求“女性的理想”,以美色与外表为目标,取悦于男性,却像“绚丽的花朵,在使好评的观众感到赏心悦目以后,远在它们应该达到成熟的季节以前,就在枝干上凋谢,不受人们重视了”[5](P3);缺乏理性,她们屈从于男性,不能独立生存,没有尊严,成为“金丝雀”、“哈巴狗”;缺乏理性,她们过度重视外在的攀比,却忽视了内在的、真正德行的获得,心胸狭窄,责任意识不强;缺乏理性,她们孤立无援,独自养育子女,却又缺乏正确抚育他们的知识、德行;缺乏理性,她们缺乏知识、技能,沾沾自喜于爱情的获得与维持,却忽视了作为一个合格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在玛丽的眼中,“如果妇女要想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是有效的(作为公民、妻子和母亲),那么,她们必须首先履行其作为理性存在的责任。”[1](P82)理性之于女性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给予了她们向社会作出贡献的机会,也赋予了她们追求目标,履行社会、政治和宗教义务的条件,即公民资格。

  既然理性如此重要,何为女性的理性?玛丽承认女性责任的特殊性,也承认女性理性的感性特质,但她仍然坚持理性没有性别之分,就好像公民资格不分男女一样。女性确实比男性更加感性,从而也更适合从事那些感性多于理性的工作,如护士、助产士等,过度感性却容易导致女性的沦落,因而,在有效处理感性与理性关系时,女性需要更多的控制力。而玛丽最重要的,仍然是支持理性的一致性,“不仅男女两性的德行,而且两性的知识在性质上也应该是相同的,即使在程度上不相等;女人不仅被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且是有理性的人,她们应该采取和男人一样的方法,来努力取得人类的美德(或者说是完美)”[5](P48)。也就是说,作为公民的女性和理性的公民,女性要学习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知识,也要模仿男性处理社会事务乃至公共事务的方式,玛丽称之为“男性化”,并支持她们获得男性的才能和品德,“运用这些才能和品德去提高人类品格并使女性成为更高尚的动物,从而她们被广泛地称为人”[5](P4)。从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讲,理性的妇女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妻子,而是伴侣,还是子女理性启蒙教育的私人教师,更是政治平等口号下的合格公民。

  戴维·赫尔德认为,玛丽的理性中心主义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即在公民资格和参与政府的可能性与很大程度上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这种可能性的障碍之间,建立了深刻的联系”[1](P83)。首先,理性使女性不再仅仅只是妻子,而是伴侣。不公正的假设(关于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和不公正的制度(从婚姻契约到国家中直接缺乏女性代表)[1](P81)使女性仅仅是妇女而不是“人”,理性的缺乏使她们不论在生理还是心理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忽视自己作为公民的公共责任和美德,对丈夫的过度依赖使她们不能独立,最终失去了成为合格公民、参与政治的资格。而理性的重新拾取会使她们拥有渊博的知识和参与技能,能够依靠独立财政生存下去,“私人财富成为了进入公共领域的一个条件,不是因为财富的主人致力于发财致富,而是相反,因为财富合理地确保了它的主人不必把精力花在为自身提供使用和消费的手段上面,从而能自由地追求公共活动”[2](P43)。爱情不再是生命中的唯一,拥有了属于自身真正的美德,成为丈夫心灵和生活中的理性的伴侣,收获丈夫、子女和社会的尊重。理性同时使她们心胸开阔,有责任心,充满公共关怀。“妇女越有理智,就越会尽她们的责任,越会理解这种责任,因为如果她们不理解责任、如果她们的道德不像男人的道德那样用同样不变的原则规定的话,那么也就没有任何权威能使她们以贤德的态度去履行责任。”[5](P12)

  其次,理性的妇女更加懂得如何养育子女。国家必须要有女性,因为女性教育了她们的子女,而当一个社会缺乏受过教育的女性时,这个社会便会退化:因为年幼子女启蒙教师的这一社会角色大都由母亲担任。沉迷于钻营媚术的妇女放弃了对知识的汲取,也放弃了对子女的良好教育,生产之后,她们就把他们扔给仆人去照顾,然后又把他们寄宿到学校接受教育,她们不能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无法提供给他们理性的启蒙教育。而为了让他们出身高贵,生活无忧,她们又尽力扫除子女成长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却没有注意到,这些艰难险阻正是锻炼他们理性、美德的最佳的磨刀石。既然父母都没有给予其子女优良的教育和磨炼的机会,我们又如何能够要求他们的子女是合格的公民呢?因此,理性的妇女会越来越理解她们的责任,也越会尽她们的责任,通过充实自己和完善自己,提供给子女理性的知识和启蒙教育,磨砺他们的意志,培养他们的美德,鼓励他们特别是女儿挣脱家庭的束缚,拥有宽广的胸怀和真的灵魂,参与公共事务,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在玛丽的论述中,理性既是导致公民资格与政府参与困难的障碍,但同时也是推动政治平等与民主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传统不让妇女变得理智从而使她们失去了公民的资格和参与的机会,而理性一旦重新回归到妇女的身体里,这种障碍就变得可以逾越。“理性归根结蒂是一种纯粹的进步力量;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种辨识真理的力量”,而“理性如果是来自神的力量,是联系人与造物主的纽带,那么所有人的理性的性质就一定是完全一样的”?[5](P66)因此,妇女的首要责任“就是要把自己看作是有理性的人;其次的责任,按重要性来说,是要把自己看作公民,履行包括许多其他责任在内的做母亲的责任”[5](P187)。

  四、教育:走向大融合时代

  如果说理性是缝补公域与私域关系的线,教育就是牵线的针。在玛丽的论述中,教育是造成女性同胞们不幸的重大原因,更是她开出的追求两性平等与政治民主的灵丹妙药。玛丽深信,女性应该接受理性教育,以给予她们向社会作出贡献的机会。教育首先作为“帮凶”而出现,带有缺陷的教育使女性成为“无足轻重的欲望对象”。从小,女性就“受到教导并且由于母亲做失范而领悟到只要懂得一些人类的弱点,恰当地说就是做事狡猾、性情温和、表面服从以及谨守凡庸礼节,她们就可以得到男人的保护;假如她们长得漂亮,其余的一切就无所谓了”[5](P23),糟糕的家庭教育与母亲的示范把心胸狭窄、取悦于人、缺乏理智等深深烙印到了女性的心灵深处,她们放弃了收获知识、培养理智、塑造性格的机会,而仅仅关注美色和外表,发展取悦技巧,将爱情(或者说一次好的婚姻)当成努力的目标。而在公共校园内,女子被严格要求,甚至不被允许踏出小道一步,她们成群而居,互通有无,虚荣、柔弱、攀比、缺乏主见、感情用事等观念、行为广为散播,糟糕的环境反而坚定了她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心态。步入婚姻后,“男人们出于各种动机竭力想使妇女在智力和体力上的软弱永远继续下去”[5](P231),他们利用财富、地位、恭维为女性编织了一个“鸟笼”,而她们“除了舒翎剔毛,装模做样地在笼子里跳来跳去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这种来自社会的教育使她们越来越柔弱,逐渐满足现状,并努力通过美色、取悦、忍让来维持现状,甚至忽略了其伟大的使命——养育子女。“人们公正地坚持认为养育子女,即为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打下基础,是妇女特有的任务”[5](P244),但缺乏理智使她们认不清楚自己的责任,她们把子女丢给仆人,丢给学校,丢给社会,甚至把他们当成争宠的“敌人”。也或者她们太希望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从而极力扫除一切阻碍成长的障碍,剥夺了他们接受理性磨炼的机会,因为“人类的性格一直是由个人或阶级所从事的活动形成的;并且人的才能如果不是因需要而得到磨炼,那就必然始终停留在愚笨状态。”[5](P64)由此可见,“整个女性教育(社会教育)的意图是要使那些处境最好的妇女变得浪漫、轻浮,要使其余的妇女变得虚荣和卑鄙。”[5](P94)

  因此,女性的教育程度应该相称于她们的社会地位,理性指定的社会地位。在玛丽的眼中,“最完善的教育,就是筹划得最好、最能增强身体和培养心灵的理智的锻炼。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个人能够养成独立自主的良好的品德习惯。”[5](P26)在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下,男女同校同学,像“教导男人一样地教导她们服从必然的规律,而不是为了使她们更为可爱因而使道德标准有男女之分”[5](P44-45)。对于女性而言,“比较明智的办法还是应该劝告妇女去改进提高自己,直到她们摆脱虚荣的熏染;然后再让舆论有所改变——因为哪里有不准通融迁就的规矩呢?真理和美德那一条狭窄的道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这是一件直道前进的要务,凡是认真走这条路的,可以逾越许多礼法上的偏见而无损于端庄贤淑。”[5](P125)而对于教育子女而言,首要的是简单的德行,因为“如果他们过早就开始体谅人类的激情和行为,他们就会降低应该用来约束他们自己的那种严格的标准,并且会随着他们的日益放纵而变得同样地不正当了”[5](P203),并“十分注意儿童逐渐提高认识,养成气质,节制萌动情欲,并在他的身体成熟以前使他锻炼理智去工作;这样到了成年以后,他就可以继续进行学习,运用思考和推理,承担重要任务,而不是从头开始”[5](P26)。这样,妇女可以逐步享有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机会:“假如她在履行她的公民的责任,她个人就不必需要民法的保护;她在丈夫活着的时候不要仰仗他的恩惠来维持生活,在他死后也不靠他的遗产来赡养;因为一个人要是自己囊空如洗的话,他怎么能慷慨大方?要是自己没有自由,他怎么能有德行?”[5](P188)

  五、结语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关于两性关系的论述和对女性权利的争取与维护,使其成为了现代女性主义的奠基人。她以女性主义为切入口,对民主政治的关注和公民资格的拷问,则深入探讨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本质,这种敏锐的观察直到20世纪也很少有人做到。在理性与教育的穿针引线之下,玛丽以女性在家庭中的两个角色——妻子和母亲——为舞台,描述教育“帮凶”与“医生”的双重角色,分析缺乏理性的困境和重拾理性的效应,强调了公民资格的无性别主义,从而有效分析了公民资格、政府参与和因性别不平而产生的障碍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一致性教育、走读式学校等方式来破解公域与私域不存在交集的难题。在这里,玛丽提出“对于民主的任何考虑将来必须强调的核心问题,即民主并不认为‘个人’仅仅是男人”[1](P86),也不能是资本堆砌下的富人的游戏。

  事实上,公域与私域的关系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当城邦政治出现时,作为义务的城邦事务官员均需“自带干粮”,即家庭承担起官员的生存责任。而在公共领域,父权制家庭体系与财产私有制体系的融合,是私人领域最为重要的基础,间接地成为公共领域的基础。[6](P35)再到了阿伦特的话语体系下,“从历史上看,城市国家和公共领域的兴起极有可能是以牺牲家庭和家族的私人领域为代价的,”[2](P18)且“公共领域消失的最后阶段就伴随着私人领域被清除的危险”[2](P40-41)。这也就是说,私人领域本质上一直以来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石而存在,而相互依存也许正是这两者关系的本质所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对公域、私域关系的讨论显然衍生出了另一个解释:即女性对男性参与公共生活的贡献。这必然是一个带有片面性的解释逻辑,但却为种族政治、阶级政治、金钱政治、精英政治等的质疑提供了参考。然而,靠教育果真能够帮助女性摆脱弱势的牢笼吗?当“男人必须履行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否则就会被人轻视;而当他在公民生活的任何部门工作时,他的妻子也是一个积极的公民,她必须同样地专心致志来管理她的家庭,教育她的子女和帮助她的邻居”[5](P188)从设计走向实践时,女性也并没有爬到期望中的高度,我们又如何延续这个话题?而且,虽然玛丽一再强调男女平等,男性的规范却成为了共同标准的代名词,女性的特质被忽略了!

  参考文献:

  [1]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 [德]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德]诺贝特·艾利亚斯.文明、权力欲知识[M].刘佳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 曲蓉.西方公私理论述评[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24(1):72-77.

  [5] [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M].王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6] [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序言[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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