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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权利实现与基层治理创新
2019年08月02日 14:41 来源:《行政论坛》2017年第5期 作者:刘建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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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治理的本质是实现权利。以权利为媒介,大数据与治理形成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干预并驱动了基层治理的创新。依循“合作+冲突”的基本逻辑,按照权利的合作、权力的冲突、权利联合权力的三种途径,大数据从价值、技术和资源三个维度,驱动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其中,权利合作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权力冲突表现为制衡与监察,“合作”权利与“冲突”权力的合作则正在成为一项基本选择。而要提升大数据驱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效率,需要推动基层政务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完善大数据治理的配套法律法规,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群体。

  关键词:大数据;权利实现;权利斗争;基层治理创新

  一、研究缘起

  “技术变化是政府治理变革的最深刻动因”,信息技术的每次突破都极大地改变人类的认知或思维方式,进而改变国家或政府的治理或管理方式[1]。历时地看,语言的出现,使人类可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文字的出现,使信息交流可以长距离或隔代传播,形成了掌握文字的立法者与特权者;印刷术的普及,打破了知识垄断,知识普及带来了身份平等运动,促发了民主政治;电话、广播与电视的发明,使声音、画面的传播更为快捷,民主化成为世界性浪潮[2]。因此,在大多数人看来,大数据技术的诞生与适用,在给国家治理带来难题与挑战的同时,也给予了巨大机遇。作为一种资源,政府大数据蕴含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对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国家治理能力等具有重要影响[3];作为一种技术,大数据被认为是当代治理变革的技术引擎之一,通过“网络化基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抹平消融基层与顶层之间的信息沟壑,推动权力结构的优化[4];而作为一种思维,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走向开放、流动、精准和协同[5]。然而,理念、技术和结构的变迁,从根本上都是国家治理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又是什么因素或逻辑导致了这些变化呢?

  对此,既有研究普遍倾向于一种信息逻辑。一方面,大数据技术满足了治理对庞大复杂信息的客观需求,提供了更全面、更客观、更真实的证据,有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①]另一方面,大数据改变了信息流动的路径和权力运行的向度,变传统的单线垂直流动为裂变式扩散,促进了“公共信息”、公共资源乃至私人闲置资源的分享与流动。[②]然而,信息只有被充分利用了才能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当被政府利用时,能巩固权力,怠慢权利,强化管理而非治理;从而,大数据驱动基层治理创新,只有可能是实现权利。

  有人认为,治理拥有行政和政治两种面向,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应该是政治的面向及其“参与的逻辑”,只有如此,治理问题才不会被化约为一个技术问题,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才不会陷入一种主客体关系,公民才能保有其作为政治主体的参与权利[6]。事实上,既有相关研究根本上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对信息的充分掌握将在很大程度上唤醒公众的权利意识[7],传统的治理结构受到挑战,国家或政府不再是治理结构的唯一主体,逐渐形成适应大数据分布的平权型治理结构[2]。

  那么,权利如何实现呢?这既是一个价值函数,也是一个技术函数!作为价值,权利“天赋”,是讨论政治自由与民主、公平与正义的逻辑起点。从而,人们更多地聚焦于权利实现的技术路径。其中,有人提倡“冲突”,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8]19;有人主张“合作”,因为“任何人要是没有联盟的帮助便都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或智慧防卫本身,免于毁灭之祸”[9]111。事实上,不论“冲突”,还是“合作”,仅是观察问题的立场不同罢了,权利实现根本上是“冲突+合作”的结果。

  因此,本文将以实现权利为切入点,讨论大数据如何驱动基层治理创新。

  二、实现权利:创新治理的权利话语

  权利的实现是从可能性转向现实性、从“应然权利”转向“法定权利”再到“现实权利”的动态演进[10]。“权利的形成”是第一步,强调“应然权利”的法定化;但“权利的法定化并不等于权利的实现”[11],抽象的权利概念只有演绎出具体的权利并被主体所实际拥有,才是权利的真正实现。[③]狭义上的“权利实现”特指从“观念权利”到“实际权利”的转化,根本上表现为利益的冲突与博弈,进而演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

  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法都是经过斗争得来的”[8]12,强调“斗争”之于权利实现的重要性,从而主张个人应该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为权利而斗争”,勾勒出实现权利的“博弈”路线。如在封建专制王朝,君王私利是通过徭役、征税、地租等手段剥削农民而得到满足,当权利被侵犯过度时,底层民众就会通过起义、抗租等暴力行动来反抗甚或推翻“暴君”统治,以维护个人的生存、发展权利,如陈胜吴广起义、王莽新政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溃散等大抵如此。

  恰恰相反,部分学者则强调“合作”的重要性,认为不同类型权利、权力与权利的合作有助于遏制权力的侵害[12],建构起权利实现的“合作”逻辑。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二章第三十四条规定,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者互为依赖,候选人的“被选举权”因投票者的“选举权”而得以实现。又如在贵阳,“数据铁笼”把权力关进了笼子,接受社会舆论、纪检监察、公民参与的多元监督,明晰权力运行的具体边界,在减少侵权的同时,促进权力与权利的合作。

  事实上,治理根本上就是在实现权利。作为对“公平VS效率”之争的承继与延伸,其体现为对公平价值的追寻,鼓励公民参与,吸纳公共意见,塑造了开放的权力结构,以期在权利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谋求又一次均衡。继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之后,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兴起,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新的生长空间,通过参与、协商、互动、批判等微观机制,建构起新的实现权利策略。因此,创新治理,就是对公民权利实现路径的再一次调整,这是由权利与治理的内生关联决定的。

  (一)权利“生产”治理

  回溯公权力的诞生,“契约论”做出非常明确的答复。霍布斯假定,人类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产业无法存在,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结束“战争”的选择便是建立一个共同的权力以使大家畏服。因此,他提出来“把大家所有的权利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即授权给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并承认其在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为[9]95,111,131。这个代理人可以是国王、皇帝等个人,也可以是政府、内阁等集体,治理则是代理人所实践的一种行为逻辑。换句话说,自然权利的部分让渡与整合,“生产”了公权力及其载体如政府、公务员,后者会以治理等逻辑行事,即治理是实现权利的一种工具。

  相异于霍布斯的“战争论”假说,卢梭假定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良善的,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反而对这种秩序造成破坏,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战争。为了维系或回到这种原初状态,甚或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卢梭相信契约能够发挥作用。在他看来,通过契约这一机制,权利能够转换为权力,并且,人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因为,“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13]30。即是说,通过政府、治理等工具手段,人类的权利实现变得更加容易、更加规范,也更有保障。治理既是实现权利的工具,也是权利实现的附属品及衍生物,其在理论上围绕权利及其实现而展开。

  (二)治理“实现”权利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始终坚持对公民权利的主张。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认为“向国王请愿,乃臣民之权利,一切对此项请愿之判罪或控告,皆为非法”,旨在限制国王权力,保护公民权利。1776年,在美国费城签署的《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发布《人权宣言》,主张“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把权利当做个人的“私有财产”。

  作为时间维度上的承继与发展,三个法案都承认权利的天然性,从而使人们对权利与治理关系的看法,倾向于采取工具理性的观点,把后者描述为实现权利的工具或手段。如《独立宣言》就主张,“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人权宣言》更是强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换句话说,治理“发生”的根本动力源于权利及其主张,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以美国为例,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召开,起草、制定并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会议肯定了“三权分立”原则,分别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授予国会、总统、最高法院及由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低级法院,目的就在于“树立正义,确保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御,增进公共福利,并保证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永享自有的幸福”,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1971年,“权利法案”批准生效,从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生命财产安全、人身自由、诉讼等基本权利出发,要求国会、总统和法院不得对上述权利有所侵害,进一步完善了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14]。有人认为,联邦党人继承和发展了洛克、孟德斯鸠等人有关权力制衡的观点,并将这种赞赏付诸实际、变为现实,从而把权利保障与权力制衡很好地匹配起来。

  (三)权利“塑造”治理

  历史证明,权利具有自主性,总是主动出击以谋求在政治体制、权力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如,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承受长时间的政治压迫之后,美国的黑人们奋起反抗,经过数十年的抗争,最终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政治妥协,修改宪法,以立法形式结束美国黑人受到的在选举权方面的限制和各种公共设施方面的种族歧视、隔离制度。

  理性地讲,权利及其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治理结构、流程、工具等的再造。对民权运动而言,他们谋求的是一种与白人平等的政治选举、被选举权利,并把这种运动的结果反映到具体的政治实践当中,从而影响治理结构的建构、治理流程的再造、治理绩效的评估等。具体到公共事物的治理方面,奥斯特罗姆所要回答的则是怎样从集体行动失灵中走出来,以保障每个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能够最真实、客观、及时地反映在政府决策、政策条例、治理实践当中,从而把治理的结构由单中心扩展到了多中心。

  更重要的是,权利是讨论基层治理创新不可回避的关键变量。以政府层级为背景,相较于中高层治理,基层治理更适宜站在权利的立场进行观察。因为,治理单位也具有层级性。邓大才在讨论产权与治理的关系问题时,认为产权单位的层级要与治理单位的层级对称,“产权单位的层级性要求治理单位也要考虑层级性,坚持对等、对应的原则,不能以治理一级产权单位的方式治理多级产权单位,也不能以治理高层级产权单位的方式治理低层级产权单位”,并且“高层级单位的治理侧重行政和协调;低层级单位的治理宜采用直接民主的方式”[15]。因此,以权利及其实现为媒介,讨论大数据与治理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可行性,也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

  三、“冲突+合作”:权利实现的大数据逻辑

  大数据之于权利,观点各异。乐观主义者认为,大数据是权利的福音,因为权力被稀释了,传统权力结构走向衰退乃至终结,公民权利就有了更大的生长空间,“广大的民众被赋予更加广泛的表达权和话语权”[16]46-47。悲观主义者则不甚担忧,因为大数据从技术层面解决了政府监管能力不足的问题,压缩了权利生存的空间,如“大数据独裁”以及无处不在的“第三只眼”将威胁到公民的隐私权利;并且,管理者有可能依据猜测而非客观事实作出裁决,从而“人们不是因为所做而受到惩罚,而是因为将做,即使他们事实上并没有犯罪”[17]194-215。

  基于此,大数据驱动权利实现存在两种逻辑:一是正向助推,二是负向倒逼。助推要能够发挥作用,就要求权利主体能够集合起来,共同努力,即合作;倒逼作用的发挥,则会引发权利主体的集体抗争,以抗议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利、强者对弱者、政府官员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即冲突。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二者同时存在,即通过“合作+冲突”的基本逻辑,大数据驱动公民权利的实现。

  “合作+冲突”是一个复合解释模型,从权利/权力内部、权力—权利之间的“斗争+合作”维度出发(见图1),站在整体上讨论权利的实现问题。Ⅰ、Ⅱ、Ⅲ、Ⅳ表示权力或权利的内部关系,A、B、C、D则表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其中,建立国家、分立“三权”的历史实践、体制设计已经证明了权利“合作”(Ⅰ)、权力“冲突”(Ⅳ)的可行性;而就权力-权利的关系而言,“冲突”与“合作”都有助于捍卫权利,但基于博弈理论与具体实践的综合考量,合作的权利与冲突的权力之间的合作,能够大大提高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即D(+,-)更具解释力。因此,该部分将主要从这三类逻辑出发,讨论大数据与权利实现之间的关系。

  

 图1  大数据驱动权利实现的基本逻辑

  注:“+”表示合作,“-”表示冲突。

  (一)路径Ⅰ:权利+权利

  基于类型学的考量,权利的合作是指各个主体、各种权利通过理解、宽容、妥协、让步进行“合谋”的过程,既表现为同一主体、不同权利之间的合作,也表现为不同主体、不同或相同权利之间的商讨。权利合作是一种实现权利的更好的方式,因为“权利本身就表征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不应当总是有种斗争关系,它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合作关系有可能更能表征权利的性质与内涵”[18]。

  在西方的主要国家,权利实现呈“差序格局”,“权利主体范围逐步扩大,权利种类循序渐进地增多”[11],权利合作的迹象非常明显。以美国为例,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主体不断扩大,先是有一定财产数额的男性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然后推广到无财产的其他男性公民,再扩及女性公民,最后推广到所有民族的公民;在德国,则花费超过80年的时间来实现不同种类的权利,从工伤补偿、退休金到失业保险、困难家庭补助权利等。又如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不同权利主体,通过实践知情、参与、监督、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捍卫公共、集体或私人的利益。

  大数据则从三个方面推进了权利的合作。作为一种价值,大数据鼓励开放与共享,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尤其方便了主体对决策信息的获取与分析,促使更多人针对同一议题发表见解并实施行动,形成针对具体议题的行动压力。作为一种技术,大数据量化一切,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的整合、适用,降低了信息的失真率,提升了决策信息的完整性,主体能够更科学、理性地作出选择。而作为一种资源,大数据存储了权力抑或权利运行的轨迹,保障了公共行政的公开性和透明性,通过建构大数据库和平台,方便了不同主体间的沟通与交流,驱动了权利的合作。

  2009年,云南发生了“躲猫猫”事件,李乔明家属及新闻记者通过对事件进行曝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部分网友组团参与官方调查,其他网友则随时跟进调查过程,最终真相大白,这是一次典型的死者家属、新闻传媒和记者、普通网友之间知情权、采访权、话语权、参与权、社会监督权利之间的合作,并成功地解决了问题,恢复了死者的名誉权,以及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等权益。这就是说,通过对议题数据的传播与共享,权利主体会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选择“共谋”还是“逃避”,以实践集体行动。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权利+”有助于实现权利,是因为权利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抗衡公权力带来的压迫和侵害,以捍卫公民权利,比较典型的如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实时演变等等。

  (二)路径Ⅳ:权力-权力

  制衡是有效遏制权力腐败的制度设计与工具选择,也是捍卫公民权利的基本路径,如美国的“三权分立”,“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就有了双重保障。两种政府将互相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14]265-266。除此之外,受管理层级、职能分工的影响,还表现为上级对下级、纪委监察部门对权力执行部门的监督。如《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即中央政府有权干涉并监督地方政府权力的运用。

  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国务院监察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及其公务员”“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任命政府及其领导人员”实施监察,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其公务员”“本级人民政府及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和“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实施监察。即是说,检察机关通过履行监察职能、约束并制衡行政权力其他部分的运作。

  2015年,贵阳市开始推行“数据铁笼”计划,以强化权力监督制约,使权力运行全程数据化。所谓“数据铁笼”,就是运用大数据编织制约权力的笼子,通过网络优化、细化、固化权力运行流程和办理环节,合理、合法地分配各项职责,实现网上办公、网上审批、网上执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换句话说,通过把权力轨迹数据化、公开化、透明化,就打开了权力决策的“黑箱”,减少监察者与被监察者之间的信息失真、不对称问题,纪检机关能够监管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权力运行,通过权力制衡的方式捍卫公民权利。

  (三)路径D:约束的权力+合作的权利

  除了上述对权力或权利内在关系的梳理外,大数据驱动权利实现还表现为“权力+权利”的逻辑,即鼓励权力与权利的合作。比较发现,“公权力具有特殊的强制性和直接性,而社会监督主体的力量相对来说,则具有间接性和非强制性。虽然社会主体可以进行批评、建议、举报、申诉、控告等,但不能直接进行相关问题的就诊、处理,因而无法直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救济被公权力侵害的公民权利”[19],即权利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消权力的侵害,要求“国家必须承担保障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职责”[10]。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回应往往在公共参与、行政诉讼、网络问政、社会监督等权利行使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20]权力能够“推助”[21]权利的实现,从而鼓励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合作。

  事实上,按照双方内部生态进行划分,这一“合作”可以具化为(合作权力,冲突权利)、(冲突权力,冲突权利)、(冲突权力,合作权利)和(合作权力,合作权利)四种逻辑(见图2)。其中,基于路径Ⅰ、Ⅳ的观察和博弈理论的思考,(冲突权力,合作权利)正在成为理想选择。一方面,权力制衡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如司法机关对权力运作的约束、监察部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另一方面,权利合作将走向常态,不仅能够整顿秩序、整合力量、一致对外,还因为合作比斗争更有利于权利的实现。

  图2 “权力+权利”的合作模式

  大数据时代,数据开放与共享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决策信息失真、不对称等问题。一方面,部门政务数据之间的共享,纪检监察部门能够更加容易、全面、及时地掌握执行部门运用权力的情况,强化监督;另一方面,公共数据的开放,则方便了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认知实情、表达诉求和参政议政。两相合作,从内外两个维度,共同推进公民权利的实现。事实上,这在当前的权利实现过程中普遍存在。在“躲猫猫”、厦门“PX事件”、广东“番禺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事件”等发生发展过程中,既有公民权利如新闻媒体关注、群众围观、民众上访等权利之间的合作,也有上级政府、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职能部门的指示、审计以及对社会舆情的回应等权力管束行为,即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合作。

  四、结论与讨论

  权利的实现,本质上体现为价值与技术面向的双重落地。作为价值,权利是民主的象征,实践权利也就意味着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民主价值在日常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确立与坚守;而作为技术,实现权利则意味着抽象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可操作,治理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换句话说,治理其实就是公民权利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真实演绎。也正是基于权利、治理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和逻辑观察,大数据才能够以权利为媒介来驱动基层治理的创新。

  作为一项技术、一种工具,大数据在物数据化基础上实现了数据物化,凸显“创构性认识”,从而人们利用相关关系、重新组合因素,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22]从内外两个层面,大数据驱动了不同权力/权利主体、不同种类权力/权利之间以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互动,如权力之间的竞争、权利之间的合作等等。最终把内部的合作/竞争与外部的合作/竞争整合起来,建构起“合作+冲突”的运行逻辑,以达到实现并捍卫权利的目的。

  然而,在权利实现的语境下,大数据驱动基层治理创新并非易事,需要解决如下三个基本问题:

  1.基层政务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信息与决策的因果关系表明,所能获取的信息越多、质量越高、越及时,决策也就越科学、越有针对性。对市民、居民等权利主体而言,一旦能够清楚、及时而全面地掌握相关决策信息尤其是政府信息,就会更加理性而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以捍卫自己的权益。但在当前的行政实践中,受技术、部门利益、产权纠纷、问责压力等因素影响,“政务大数据壁垒”普遍存在,公共数据不开放、不整合、不共享,形成了若干“数据围墙”“数据孤岛”[23]。因此,要加强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顶层设计,加快大数据开放平台、共享平台和基础数据库建设,编制政务数据开放、共享清单,完善执法监督和绩效评估,以进一步推进基层政务数据的开放与共享。

  2.基层政务服务的法治化建设。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关键内容,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鼓励公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和透明化,并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大数据时代,公民的隐私权利遭遇极大挑战,如何保障受到普遍关注,欧盟为此建构了“被遗忘权”概念,并依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1995年10月24日关于与个人资料处理有关的个人进行保护以及资料自由流动的95/46/EC号指令》《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等法律裁定西班牙资料保护局和冈萨雷斯胜诉。据此,以法治促大数据运用、促权利实现、驱动基层治理创新,需要:重申公民参与、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合法性,制定包含数据运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内容的大数据治理专项法律,进一步落实并优化权力清单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及其实现,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3.一个规模适中的公民群体。大数据时代,政府之于公共信息的垄断地位被打破,进而传统的封闭式权力结构发生转向,居民将更多地参与公共生活和政府决策,权力主体变得多元化,权力结构走向开放化。但也正因为居民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加大,容易陷入“多数人暴政”。换句话说,大数据时代,同样需要一个规模适中的公民群体,进行理性思考和科学决策。即要:加强对居民的公民教育和培训,强化基层自治的训练作用,培育公民文化,塑造鼓励积极参与、理性批判、协商合作、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态,以培育一个规模适中的公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创新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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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基金项目:广东高校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幸福广东与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研究”(2012ZGXM_0011);广州大学“青年博士”专项课题“政府回应视角下基层网络反腐败机制创新研究——以广州为例”(201605QNBS)

  作者简介:刘建义(1986-),男,湖南衡山人,法学博士,讲师,从事大数据治理与城市管理研究。

  [①] 参见吴湛微、禹卫华撰写的《大数据如何改善社会治理:国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的案例分析和借鉴》一文,刊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1期;高小平撰写的《借助大数据科技力量寻求国家治理变革创新》一文,刊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0期;张春艳撰写的《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一文,刊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②] 参见史军撰写的《从互动到联动: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机制的变革》一文,刊载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8期;李振、鲍宗豪撰写的《“云治理”: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一文,刊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③] 参见田钒平撰写的《权利实现问题概论》一文,刊载于《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年第5期;林孝文撰写的《论法定权利的实现——以法社会学为视角》一文,刊载于《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姓名:刘建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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